北京海淀法院“三全五化”创执行辉煌战绩

破除实现公平正义最后“藩篱”

 

北京海淀法院“三全五化”创执行辉煌战绩

 

过去一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新收案件增长近50%,而人员总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全年结案20713件,较2016年增长32.64%,未结案总量下降31.52%,总体结案率达到87.39%,较2016年同期增长9.24个百分点,在“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关键一年,海淀法院执行工作创造出辉煌战绩。

 

海淀法院院长焦慧强对此进行“揭秘”:2017年,海淀法院全面推行“三全五化”执行机制改革,按照“全面机构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全程信息化支撑精细管理、全方位联动疏通执行梗阻”的思路,打造“信息化、精细化、团队化、集约化、规范化”执行工作模式。用不到20%的人力统筹办理了80%的执行事务性工作,执行财产查询、分析、进度监督全部实现在线运行,广联外力加大“老赖”查控和惩处力度,破除了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专业化团队运转提质增效

 

海淀法院执行局一层有个不大的办公室,屋里满满堆的都是案卷。一名入额法官带领着一名书记员和一名司法辅助人员,忙碌在“卷山”中,他们的任务包括制作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进行通知送达,并通过最高院财产查控系统对案件进行初步财产查询等。这里就是执行局“执行指挥办公室”的集约事务处。

 

海淀法院副院长贾柏岩介绍,该院执行局过去分为执行一庭、二庭、三庭,这种平行的庭室设置使执行案件与事务管理工作混杂,难以形成专业化分工合作。2017年2月,执行局打破原有执行科室设置,调整为“执行指挥办公室”“执行实施部”“执行裁决庭”三大部门。其中,执行指挥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就是集约服务和监督管理,而执行实施部则被划分为15个办案团队,集中负责执行案件的实施办理。

 

对于机构调整带来的变化,执行法官杨哲感受深刻。1357件,是杨哲团队2017年的办案总量,在全部15个执行实施团队中排名第三,相比2016年,杨哲的年办案量提高了三倍还多,“这个数字在过去不可想象”。

 

那如今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杨哲给《法制日报》记者讲了这样一起案例。

 

2017年3月,一起房屋买卖合同案件分配到杨哲手中。卖房人甄老太太因隐瞒房子是“凶宅”的事实,被买房人孙某告上法庭,法院审理后判决解除合同,由甄老太太返还购房款。依赖前端执行指挥办公室的调查梳理,杨哲初翻案卷便对案件的执行难度有了判断:700余万元的执行标的额,年逾古稀的被执行人,除了一套自住的小房子和每月3000多元退休金外再无其他财产……这个情况该如何执行,杨哲陷入思索。

 

就在杨哲思考的时间里,他的团队并没闲着。书记员和法官助理各司其职,书记员负责起草查封、冻结的法律文书,由杨哲审定签发,再由法官助理逐一跑房管、银行等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完成了基础工作。一切就绪,杨哲开始了与双方当事人的正面交锋,力求达成执行和解的最佳执行方式。

 

不出杨哲所料,与双方最初的谈话并不顺利。但是,在清楚看到法院已经查明的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后,申请人孙某明白,就算强制拍卖了甄老太太自住的房子,仍然拿不回全部执行款项,而杨哲给出的和解方案无疑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经过杨哲多次工作,孙某最终和甄老太太达成一致意见,由孙某自行卖掉“凶宅”,再由甄老太太补偿其现金50万元。“难案”顺利执结。

 

杨哲说:“团队化运转后,案件的全部事务性工作外有执行指挥办公室,内有团队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分工协作,法官不再为这些事情操心,可以静下心谋求最优执行方案,大大提升了执行工作质效。”

 

对此,贾柏岩告诉记者,海淀法院在改革中全面梳理了执行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统合出近80%的共性项目,统一由执行指挥办公室借力信息化手段进行集约处理,只用不到20%的人力就完成了全部执行事务性工作。

 

信息化打造执行精细管理

 

在海淀法院执行改革推进过程中,一个能够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执行办公大厅在海淀执行局正式开张,当事人可以在这里获得咨询引导、立案办理、恢复执行、案款收发、信访接待等各类服务,如果想联系执行法官,只需扫扫二维码,登录“海淀法院执行工作联络平台”,就可以给法官留言、提供执行线索,甚至是进行投诉建议。每位执行法官手机上都安装了移动办公平台,能及时接收这些信息,而法官则被要求在24小时内进行回复。从此,找执行法官再也不是难事。

 

记者了解到,在海淀法院执行机制改革“信息化”建设中,走在全市法院前列的“执行工作联络平台”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一套该院自主研发的“执行精细化管理系统”才是精髓所在。

 

记者看到,在这套系统内,每起案件财产的查询情况,包括被执行人的房产、车辆、银行账户、股权状况等信息全部清晰展示,一目了然。系统还会自动计算现金可执行率,并按照高低进行排序。

 

据杨哲介绍,现金可执行率就是被执行人现金存款与申请执行标的额之间的比率,这个比率越大就证明案件的执行难度相对越小。“有了这个系统,我们对自己团队案件的执行难度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可以合理统筹安排工作。”

 

除了出现在每位执行法官电脑里的辅助数据外,执行指挥办公室主任毛金柯每天还要紧盯执行指挥大厅大屏幕上的各条曲线和数据,这些曲线和数据实时显示着案件的财产流转信息,以执行日志的方式展现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

 

“我们这套系统的‘精细化’就体现在,凡是有财产超过15天未进行查控、执行措施到期未处置、超期未发款、长期未结、超期未归档的‘五超’案件,系统会进行重点自动提示,并对排名前十的法官在系统首页和执行指挥中心大屏上进行滚动提示。”毛金柯告诉记者,这样一来,不仅增强了约束力,还能辅助院、庭长更高效地监测执行工作整体质效,强化监督,同时避免了廉政风险的发生。

 

全方位联动加大“老赖”惩戒

 

2017年7月10日,海淀法院执行局大法庭里座无虚席,一起涉嫌拒执罪的刑事案件正在这里开庭审理。

 

被告人张某因租赁房屋期满拒绝交还,被房主告上法庭。2016年5月,法院判令张某腾房,但此后张某不仅拒不腾退,还在电话及实际接待中态度蛮横、辱骂法官,情节恶劣。随后,海淀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将涉案房屋交予申请人,并将张某依法拘留。不久后,张某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据了解,在过去的一年中,像张某这样涉嫌拒执罪的被执行人,海淀法院已向公安机关移送了10人,同时还对203名“老赖”采取拘留措施,对“老赖”们的惩治力度可谓空前。而“力度”的背后,不仅仅是解决执行难的决心,还有与多部门联动机制的强有力支撑。

 

清晨7点,骆德民乘坐的高铁缓缓驶入北京西站,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出现在面前的竟然是他处心积虑躲避的执行法官孟凯锋。骆德民是北京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拖欠23名工人的工资被申请强制执行。自从案件进入执行阶段,骆德民就“避而不见”,孟凯锋带队四处查找,只扣划到公司账户里的9.7万余元,其余的90余万元执行标的无法落实。打电话给骆德民,得到的只是他各种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的推脱理由,后来他干脆玩起了“失踪”。

 

让他没想到,自以为高明的他在购买车票的第一时间就暴露了行踪。而孟凯锋的线索这一次是来自于铁路公安机关。

 

据孟凯锋介绍,根据海淀法院与公安机关建立的联动机制,法院会将无法找到的被执行人信息通报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对这些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其使用身份证便立即通知法院,由法院执行局采取行动。“利用这一机制,我们2016年成功查找到了11名被执行人,骆德民就是其中之一。”

 

海淀法院执行局局长马民鹏告诉记者,在过去一年中,海淀法院与公安机关、北京出入境管理局、北京边检总站、铁路公安局等部门都建立起联动机制,并与多家银行、车管部门、房屋登记机构和工商机关联手开通“绿色通道”,一方面提升了查找被执行人的成功率,同时还努力提高了财产的查控效率。不仅如此,2017年以来,海淀法院还与海淀公安、海淀检察院就拒执罪办理定期召开联席会,就拒执罪的司法认定方面取得共识,为拒执罪在实践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 洁 周元卿）